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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相亲》宋文武

  高中毕业那年,差不多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。之所以说“差不多”,是因为乡村里婚嫁多不按照《婚姻法》规定的年龄来执行,年轻人结婚先办事,然后再办理结婚手续,领结婚证,称作“打结婚证”。打结婚证是次要的,关键是双方的老人、亲戚们喝了喜酒,承认这门亲事,以后就是亲戚了。乡村里都是互相帮衬着过日子,既然成了亲戚,有什么需要得到帮助的,才好开口,才好互通有无。

人手少、拳头瓤的小户人家,在乡村里常常会受到欺凌,所以就想通过和大姓门户结亲,获得亲家的支持,在宗法观念盛行的乡村不至于吃亏。这是乡村里的生存哲学,是祖祖辈辈生活经验的总结。这样的亲戚关系可以荫及子孙,泽福后代。和我年龄挨肩的同村小伙伴们,有的已经定亲,有的已经成亲,有的甚至已经抱着孩子满村串门了。能够读书已是奢侈,何况我读到了高中毕业。

高考落榜,跳出农门的希望破灭了。“想端公家碗,吃上公家饭,也不看看你家老坟头上可长那棵蒿吗?”迷信的村人带着看笑话的心态与口吻这样挖苦。年年给先人上坟,我家老坟头上的确长满了野蒿,至于有没有长一棵保佑能荣华富贵的蒿就不得而知了。但是,多年以后我终于知道,父亲偷偷地请人给我算过命,算命的人说我考不上大学。木讷的父亲或许并不知道,这可能是算命的人在故意卖关子,好让父亲多出点卦资以求破解之法。父亲没有想到这一点,而是相信了“命”。待我落榜,在家务农,家里像突然多出来我这么一个闲人。父亲不禁长吁短叹,于是多方托人,想给我物色一门亲事,解决我的个人问题,好让我安心地在家种地,早点续上香火。

我们家兄弟三人,有两个孩子念高中,都是花钱的主儿。靠种地,在土里刨食,从牙缝里节省,肯定是入不敷出,不得已到处举债。这样的家庭情况,谁会上门提亲呢?除非是自家亲戚,关系过重,否则谁也不想出来说媒——说好了是媒人,皆大欢喜;说不好就成了“霉人”,触了霉头,两边都得罪,弄得里外不是人。我的大姑父在他的庄上物色了家下一个侄女,我们辈分合适,如果能成,将是亲上加亲。相亲是大事,关乎婚姻幸福、家庭传承,马虎不得,需要慎之又慎。这个时候,通常会动用七大姑、八大姨都来出主意,姐姐、嫂子、妹妹都会来帮忙,她们都是相亲团的参谋。除此之外,青年男女双方的父母还会在暗中观察,听媒人的口风,揣摩对方的想法,以便及时做出决断。如果青年男女双方没对上眼,或者双方相亲团中的参谋们看出了对方有明显的缺陷,或是对方名声不好,或是有人从中挑拨,那就只能告吹,做不成亲戚;如果可以继续处下去,那就做下一步打算,接收更多的观察与考验。

秋天,地里的庄稼收拾得差不多了,我要被安排相亲了。我没有任何的喜悦。我不想让自己的命运就这样被束缚在土地上。我不想相亲。当时,路遥的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已经获得了茅盾文学奖,成了畅销书,我非常认真地读过。小说中所描写的农村生活场景以及孙少平在县城读高中的经历,我太熟悉了,我为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坎坷而悲伤,仿佛自己就是小说中的主人公。可我毕竟不是孙少安,他有喜欢他的田润叶,但是最后又不得不面对现实,果断放弃;我也不是孙少平,他有和他两情相悦的田晓霞。

我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,也有自己所心仪的女孩子,只是我现在落榜回家务农了,一切都成了泡影,这是我要面对的现实。那是一九九二年的秋天,乡村里一片安详。这一天的下午,我被安排相亲。相亲的地点是在女方的亲戚家里,她的亲戚是我们庄上的邻居,和我家也有亲戚关系。相亲就是这家亲戚具体安排的。事先得到消息,我按照当时农村青年的时髦打扮,身穿花格子夹克衫、石磨蓝牛仔裤,脚蹬“飞跃”牌白球鞋,还专门跑到街上理了发。没敢惊动大家,我独自一人来到亲戚家,像平时串门一样。堂屋里聚了不少人,有说有笑的,除了一个生人,其他的都是本庄上的熟人。我想,那个生人应该就是我要相亲的对象了。我一边这样想着,一边和大家打着招呼。很快,在场的“参谋”约好了似的都抽身去了里屋,虚掩着房门,堂屋里只剩下我和那个女孩,这验证了我的判断。

我又仔细看了她一眼,总觉得如果将“女朋友”这个概念定格为眼前的女孩的话,像是文不对题。我们各自坐在一张椅子上,相隔几步远。她也在偷偷地观察我,比我还要拘谨。为了打破沉默和尴尬,我想询问对方的名字,又觉得不妥,毕竟我们事先都打听过对方的名字、年龄等基本情况,她是初中毕业生。在乡村,女孩子能够读到初中毕业的并不多见。“你是什么时候上高中的?”我故意这样问道,耍了点小聪明,装作对她一无所知。“我初中毕业,没上过高中。”她这样回答着我,语气十分温和。一问一答之后,我们就陷入了沉默,局促得不知道手脚该怎么摆放。茶瓶就放在眼前的案桌上,我想起身给她倒一碗开水,可是她面前的碗里满满的。就这样干坐着,我不是一个善于拉呱的人,很难找到话题。我不说话,她就不好开口。可是,我实在想不出该说些什么。不知道过了多久,在这样的场合下,更觉得难捱。我像面对一张难以应付的考卷,遇到不会做的题目,大脑中一片空白,整个人都傻了一样。亲戚恰到好处地从里屋出来,及时出现解了围,招呼我喝茶,我端起来喝了下去。

茶已经凉了,里面一定是放了白糖,甜甜的。但是我的心里却没有一丝甜蜜。亲戚把女孩喊到了里屋,我喝过了茶,招呼一声,起身出门回家了。至于女孩对我的印象如何,愿不愿意继续相处下去已经不重要了,我主动提出不再见面。父亲叹了一口气,说我上了高中,心野了。可我真的不甘心就这样在家务农了啊!

  年关将近,我的三哥从江苏扬州回来。三哥是我堂哥,我们堂兄弟习惯用排行来称对方。他来我家串门,西装革履的,很有气派,他从怀里掏出“红塔山”牌香烟敬给我的父亲、他的老叔,我也接过一支点上。这烟平时别说抽了,连见都见不到,八九块钱一包呢,乡村里的人通常只能抽两三毛一包的烟,有的甚至只能抽九分钱一包的烟,俗称“一毛找”。

看来,三哥在扬州混得不错。他说他在扬州的工厂里上班,活儿不重,多劳多得,每个月能有四百来块的工资。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我动心了。过罢年,三哥先回扬州上班了。我迟几天动的身,决定去扬州投奔他。这下,我和孙少平更像了,我和他一样,都是注定要乘火车去闯荡世界的人。我见识了蚌埠火车站的人山人海,那里挤满了外出打工的人;我一天之内在火车上、轮渡上,在南京长江大桥上、在润扬汽渡渡口,两次见识了浩渺的长江。

那是一九九三年的春天,一年多以后才有了《春天的故事》这首歌曲,而我已经先一步唱响了自己的春天的故事。然而,很不凑巧的是,从我在镇江下火车,上轮渡,转公交,这一路上雨一直下,我没有伞,浑身淋湿透了,这似乎是在预示我的打工生涯将不会顺利。还剩下最后一段路程,不知道该怎样乘车,我只好步行,问了一路,终于在晚上八点多钟找到了三哥所在的厂,三哥不在这个车间。有老乡把我带到了三哥的住处。出门在外问路太难了,我的普通话说得肯定不好,但是扬州话更难懂,语调轻,语速快,方音、方言多。第二天早上,三哥领我去他上班的地方,那是在远离镇上的村里,是一家名头不小的乡镇企业。三哥在第一车间上班,像昨晚帮我找到三哥住处的老乡,第一车间里有不少。进厂之后才知道这是一家皮毛厂,成衣车间在镇上。第一车间是专门加工生皮的,整天和臭烘烘、油腻腻的各种动物的皮张打交道,其中有狗皮、猫皮、兔皮、狐狸皮、水貂皮、灰鼠皮等。

从此,我就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,和这些皮张滚在一起,实在苦不堪言。每天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晒生皮,和乞丐没有两样。每次到镇上去一趟,街上的狗都追着我们乱叫。这不是我想要的,因为这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,劳动报酬勉强够维持生活。渐渐地,厂里的当地人知道了我是高中毕业生,是厂里少有的秀才,于是他们就给我出了个主意:“你要是能在本地做个上门女婿,有了靠山,就不会干这种粗活了,粗活都是不识字的侉子干的!”本地人称所有的外地人都叫“侉子”,当然,在他们眼里,我也是个侉子。

他们讲得认真,我听得仔细,所以听懂了。那时候,江苏的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严,即便在农村,许多家庭也只有一个孩子,如果家里只有一个或两个闺女,通常要招个上门女婿。关于入赘,我是能够想得通的,但是婚姻大事还得和父母商量,经他们同意。家里没有电话,我写信回家和父母商量当上门女婿的事情,让他们到亲戚家找个电话打到厂里来告诉我他们的意见。很快,父亲打来电话,同意了我的想法。毕竟,我们家兄弟三个,都要成家立业,父母的负担太重了,我这样做,只要我没意见,父母也不会说什么的。这样,我便有了我人生中的第二次相亲,给我留下难忘记忆的相亲。那天晚上下班后,我洗了澡,换了身干净衣服,连饭都没顾得上吃,就兴奋地骑着三哥的自行车,跟着工友,来到厂门外不远的村子里,直接到女方家里相亲。

不得不说,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,苏南、苏中的乡村已经很富裕了。我要去相亲的这家,住的是三层洋楼,单门独院。走进家里,室内装饰精美。我的老家现在基本上还无法赶上人家二三十年前的发展水平。所以,我动心了,毕竟这样可以省去许多奋斗,能够给我的家庭减轻很大的负担,也能让父母少劳累些。虽然,这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工友、女方的父母都在客厅里。那女孩微胖,长相一般,慵懒地半躺在藤椅上,看不出身高。从她的坐姿和表情上可以推断出,作为独生女儿,她在家里肯定是备受宠溺的。我坐在靠近客厅门的地方。不管到哪里,虽说习俗有差异,但是表示谦卑,肯定是符合礼数的。我简单地自我介绍了一下,包括籍贯、姓名、文化程度、家庭情况等。对方的家长没有说话,倒是女孩先开口了,她满嘴的扬州话,我只能勉勉强强断断续续听懂几个字,但是连不成一句完整的话,所以我无法听懂对方说话的内容,更不能领会她的意图。“我听不懂扬州话,请说普通话好吗?”我以较慢的语速恳求她。“我说的就是普通话!”她很自负地说着,白了我一眼。我根据自己的问话,猜测她的回答,估摸着她说的大概就是这句。因为我在厂里听当地工友也这么自我标榜过。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,我们做了一些并不公平的交谈,我的话她是能听懂的,但是她的话我基本上听不懂,我只能像个傻子一样,“嗯嗯”地应答。直到她的话中出现“hānɡsónɡ”这个词,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,来自落后地区的贫穷的人可能要敏感些。当地的工友们平时互相调侃,就经常用这个词,我想它一定不是个好词,因为“sónɡ”是语言禁忌,凡是和语言禁忌相关的词语多用于骂人,这样的词语竟然出自一个女孩之口,实在是不文雅,也显得没教养。

后来,重走高考路,读过大学中文系的我回忆往事,推断这个词应该是“憨㞞”,“憨”被扬州人读成了“hānɡ”,“㞞”的简化字是“尸”字头下面放一个“从”字,我外出打工时随身所带的《四角号码新词典》上就有,其代码是7728,不仅有简化字,也有繁体字。现在网络上通常不显示该简化字,只有繁体字,一般人都是用“怂”字代替。过了几天,也不见作为中间人的当地工友回话,不知道对方到底是同意,还是不同意。我有点急了,不想错过机会,于是就去询问那个工友。工友说:“那姑娘不同意,人家当时不是跟你挑明了吗?”我感到纳闷:“我怎么没听出来啊?”工友嘲笑我:“你真是个憨㞞,人家当时就说你是憨㞞,表示不同意处下去!”唉,语言不通真是害人啊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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